[!--title--]

这首诗的原题是：“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交代了写诗的缘由，而且说得很有情趣。北宋两位大诗人苏轼和黄庭坚，诗风各异，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互相钦慕与学习。苏轼有《送杨孟容》诗，自称仿效黄庭坚的诗体。黄庭坚认为这是苏轼一时的戏笔，就好像当年韩愈在《答孟郊》、《酬樊宗师》等诗中，摹拟孟郊与樊宗师的风格一样。他怕后人误会为苏轼有意向他学习，特地写了这首诗来表明自己对苏轼艺术才能的倾倒，还怕人不明了写诗的用意，再加上这段小序作说明，可见两位诗人的深情厚谊。由于这首诗具有和诗的性质，所以通篇采用苏轼诗的韵脚。又，苏轼原诗作于1087年（元祐二年），该篇当亦作于此时。这期间他们两人都在京城任职，经常诗酒酬唱，是一生中比较愉快的时期。
诗篇一上来，就用生动的比喻，把作者的诗才与苏轼作了鲜明对比。曹、郐都是西周分封的小诸侯国，后来分别为宋、郑所灭。《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曾到鲁国听乐观风，听到郐、曹的乐曲，不屑加以评论。楚国则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大国，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五湖三江（说法不一，这里泛指长江中下游众多的江河湖泊）尽在它疆域之内。诗人谦逊地以曹、郐自比，并热情赞美苏轼诗风如楚国那样气势宏伟，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表露了自己景仰之情，说法也很别致，给人以新鲜而强烈的印象。这是全诗的总括。
接下来八句具体称赞苏轼诗的成就。
先说它感兴的丰厚。赤壁，山名，在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风景秀丽，苏轼贬官期间曾遨游于此。玉堂，指翰林院，苏轼于1086年（元祐元年）拜翰林院学士，担任草拟诏书等重要职务，诗中把它写成云雾缭绕的神仙洞府。赤壁和玉堂，分别代表苏轼一生中失意与得意的时期，并列对举，是为了表明苏轼的诗歌艺术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受到锤炼，所以能达到精妙的极诣。这一联含意丰富，却被概括在纯用名词构成的十字对仗中，句意省净之至。
接着说句法的精严。“提一律”，据任渊《山谷诗集注》：“言自提一家之军律也。”是用治军严整有法来喻指苏轼诗的句律精严，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坚城受降，则是用的汉、唐故典。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曾在北方边境筑受降城，接受匈奴贵族的投降，唐中宗时，张仁愿也在黄河以北筑起三座受降城，有效地防御了突厥贵族的侵扰。作者在这里把苏轼的诗艺比作坚不可摧的城垒，自己在它面前只有认输投降，设想奇特，别开生面。
再说苏轼诗笔力的健举，也是寓抽象评价于具体描述之中。作者想象：有一株巨大的枯松倒插在幽涧深壑中，被激流终日冲刷推撞，上万头牛也拖它不动，而苏轼一枝笔就能把它扛起来。这样极度的夸张，突出地显示了苏轼诗的力量。这四句诗包含的意境，不完全出于作者独创。杜甫《古柏行》：“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韩愈《病中赠张十八》：“龙文百解鼎，笔力可独扛。”作者化用了杜甫、韩愈的诗意，在艺术形象上更为展开，从而取得了推陈出新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点铁成金”的手法。
对苏轼诗的多方面成就作了推崇备至的论述以后，诗篇转入两人关系的叙写。晃、张，指晃补之与张耒，他们和黄庭坚、秦观同游于苏轼门下，并称“苏门四学士”。作者这里假托旁人的嗤笑，表示自己比不上晃、张二人，不足以托附苏门。言外之意也就是他得列门墙，是出于苏轼的加意赏识。因此，他只有怀着受知遇的心情，终身拜倒在苏轼面前。拜老庞，用的是三国时的典故。老庞即庞德公，东汉末年襄阳人，他很早就察识了诸葛亮的才能，称之为“卧龙”，而诸葛亮每次去看他，也总要独拜于床下。诗中借庞德公对诸葛亮的器重和诸葛亮对庞德公的敬仰，来比况苏轼与他相互间的关系，既切合身份，又显得情意深长。
话说到此，表面上题意已尽，而诗的结尾却又陡然一转。作者抛开了一直在谈论的有关诗艺的话题。说：我的小儿将来怎样虽未可知，但也有来客称赞他淳厚朴质的；如果真能同您的孙女阿巽订亲的话，那我先买些红彩来缠在酒瓶上吧。表面看来，这完全离题了，实际并非如此。作者说自己的儿子或许可与（对方的孙女）阿巽相配，正表明他的诗才不足与苏轼相匹。由于这个主旨前面已反复说过，所以收结处不再犯重，而改用诙谐的语气，作旁敲侧击的表白，使对方读到这里会哑然失笑，而诗篇也就在这种幽默亲切的气氛里结束。宋人写诗，喜欢讲求机趣。黄庭坚曾说：“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该篇结尾正是实践了这个主张，对于后来杨万里“诚斋体”的所谓“活法”，有直接的影响。
这首诗通过诗艺的讨论，揭示了苏轼、黄庭坚两位诗人之间互敬互学的深厚情谊，取材新颖。作者善于将抽象的事理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有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像比喻的奇特、典故成语的活用，字句的锤炼、文气的拗折以及押“降”、“扛”、“双”、“庞”之类的险韵等等，都体现了黄庭坚以及整个江西诗派的风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