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水龙吟：词牌名。出自李太白诗句「笛奏龙吟水」。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各家格式出入颇多，兹以...
水龙吟：词牌名。出自李太白诗句「笛奏龙吟水」。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各家格式出入颇多，兹以历来传诵苏辛两家之作为准。。一百零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又第九句第一字并是领格，宜用去声。结句宜用上一、下三句法，较二、二句式收得有力。
参差是：差不多如此。唐·白乐天《长恨歌》：「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凛然生气：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啖尽。』」
高山流水：用伯牙、钟子期相知事。伯牙善琴，寓情高山流水，惟子期为知音。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抚琴。此谓以高山流水为知音。《列子·卷五·〈汤问·高山流水〉》：「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富贵他年，直饶未免」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直饶，「即使」之意。
「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序
辛稼轩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復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
辛稼轩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復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光宗绍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那年辛稼轩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阕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復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發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阕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後出为桓宣武司马，将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稼轩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