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郭橐驼传

该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该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後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中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暗示了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後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