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唐生

此诗托寄唐生，抒写悲愤，自明其创作《新乐府》的本旨，是关于《新乐府》的创作动机、基本倾向和艺术特色的重要诗论。
全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述友人唐衢关心国事、心怀忠义，为人正直，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丑恶的现象郁愤不满，经常为之痛哭不已。首二句言“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贾谊：汉初著名政论家。他看到当时社会潜伏的危机，上《陈政事疏》，言当时局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后为大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抑郁哭泣而死。阮籍：三国魏著名诗人。因不满司马氏的黑暗统治，所以常借酒浇愁，或独自驾车出游，每至途穷，无法前进，便恸哭而回。贾谊、阮籍都身怀绝技而生不逢时，是无法施展自己抱负的悲剧人物。
他们的出场预示着诗中的主人公唐生也是个不幸的人物，因此紧接着说“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贾、阮、唐三人虽所处时代不同，而经常痛哭的原因则是相同的。这就造成一种悬念，唐生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象贾谊、阮籍那样痛哭呢？但诗人并不急于说出唐生悲哭的原因，而仅说他“五十寒且饥”，那么他是为衣食所迫而悲伤吗？不是，悬念进一步加深。此时，诗歌才揭出“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至此，我们才明白唐生是一个为饥寒所迫但又极关心国计民生，心怀忠义的正直之士。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志士的忠义之举，接着列举他在段秀实、颜真卿、陆长源、阳城诸仁人志士惨遭不幸时，“声发涕辄随”的行为，那是不哭则已，哭必流涕，可见悲痛之深。太尉句：作者自注说，段太尉以笏击朱泚。按段太尉指段秀实，德宗时为司农卿。太尉朱泚阴谋叛唐，秀实唾面大骂，以笏板痛击朱泚，因而遇害。死后追赠太尉。尚书句：作者自注说，颜尚书叱李希烈。按颜尚书指颜真卿，为吏部尚书。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颜被派去规劝，持节不屈，结果被缢死。大夫句：作者自注说，陆大夫为乱兵所害。按陆大夫指陆长源，宣武军节度使董晋死后，为该镇留后，因与将士发生争执，被害。谏议句：作者自注说，阳谏议左迁道州。按阳谏议指阳城，德宗时为谏议大夫，陆贽为奸臣裴延龄所谗，阳率拾遗王仲舒等力辩延龄奸佞，陆贽无罪，德宗又让裴为宰相，阳又极力反对。因此被贬为道州刺史。对于这种动辄哭泣的行为，诗人先不急于评价，而说“俗士犹或非”，凡夫俗子不理解这种行为，因此免不了招来他们的非议。而唐生年已半百，白发已生，然其志不衰，不顾俗人的闲言碎语，依然我行我素。这就愈发显示出唐生孤标傲世，不随从流俗的傲岸精神。一个关心国事，疾恶如仇的忠贞之士形象极丰满地印在读者脑中。
诗的后半部则是诗人自述其创作《新乐府》的思想动机、基本倾向和艺术特色。它与诗人《与元九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同样重要，是关于《新乐府》的纲领性文件。
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诗歌必须如实地针砭时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以达到讽谕的目的。所以诗中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虽然他把改革弊政的希望寄托在天子身上并不足取，但作诗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就是要求乐府诗的语言质朴无华，直截了当，不追求音节的新奇和辞藻的华丽，达到通俗化、平易化。只有这样，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改善人民生活，改良朝廷政治的目的。
创作《新乐府》和唐衢因忧愤而悲哭一样，自然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揭露出他们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丑恶行为，理所当然地会招致权豪、甚至亲友的讥笑，终致被呼为“狂男儿”。然而诗人顾不了这许多，他只希望有朝一日，藩镇之乱平定，天子不受蒙蔽的时候，皇帝能听到他的呼声，从而改革弊政，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这首诗虽分前后两部分，但形散而神不散。下半部分在叙述了关于《新乐府》的理论后，结尾又归到好友身上，前后照应。正所谓“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