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论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大抵书须存思，余览李斯等论笔势，及钟繇书，骨甚是不轻，恐子孙不记，故叙而论之。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必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若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玷也。为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新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可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夫字有缓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缓者？至如“乌”字，下手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三脚急，斯乃取形势也。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仍须用笔著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毛弱无力。墨用松节同研，久久不动弥佳矣。

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邕，有篆籀八体之法。六世祖陈侍中景历；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记室君知，咸能楷隶，俱为时所重。从叔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有邻，继于八体之迹。第四兄缑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并深工章隶，颇为当代所称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为隶书，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仲，又以楷法变为八分。其后继迹者，伯喈得之极，元常或其亚。草圣始自楚屈原，章草兴于汉章帝，楷法则曹喜、师宜官、梁鹄、皇象、罗景、赵嗣、邯郸淳、胡昭、杜度，穷草法则崔瑗、崔寔、张芝、张昶、索靖、卫瓘、卫恒、羲、献，宋、齐之间，王僧虔、羊欣、李镇东、萧子云、萧思话、陶隐居、永禅师，唐初房乔、杜如晦、杨师道、裴行俭、高士廉、欧阳询、虞世南、陆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琅琊王昭宗、颖川钟绍京、范阳张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继其能者，东汉崔瑗及寔，弘农张芝与弟昶，河东卫瓘及子恒，颖川钟繇及子会，琅琊王羲之及子献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东海徐峤之及子浩，兰陵萧诚及弟谅，如是数公等，并遭盛明之世，得从容于笔砚。始其学也，则师资一同，及尔成功，乃菁华各擅，亦犹绿叶红花，长松翠柏，虽沾雨露，孕育于阴阳，而盘错森梢，蘴茸艳逸，各入门自媚，讵闻相下，咸自我而作古，因奇而立度，若盛传于代，以为贻家之宝。是八体之极，是归乎钟蔡；草隶之雄，是归乎张王。此四贤者，自叹百载来未之逮也。右军《笔阵图》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笔。”昔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哂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近代已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弃姓名。夫书匪独不调端周正，先籍其笔力。始其作也，须急向疾，不鹰视鹏游，信之自然，犹鳞之得水，羽之乘风，高下恣情，流转无碍。蔡中郎云：“欲书先适意任情，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须正坐静虑，随意所拟，言不出口，气不再息，则无不善矣。”凡欲结构字体，未可虚发，皆须象其一物，若乌之形，若虫食木，若山若树，若云若雾，纵横有托，运用合度，可谓之书。昔钟繇与胡昭俱能为行狎书。繇初师刘德升，后传蔡邕笔法，由是学之致妙。繇临终，于囊中出授子会曰：“吾精思三十余年，行坐未尝忘此。常读佗书，未能终尽，惟学其字，每见万类悉书象。若之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寝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用其功如此。右军云：“夫书之为意，取数非一。”故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凿甲也；水砚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帅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若欲书，先干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见繇，潜心改迹，每画一波，常三过折，每作一点，常隐锋为之，由此而成。晋太康年，有人于许下破宋公墓，遂获此法。审此而行，用笔之理明矣。右军云：“若作点，必须悬手而为之，若作波抑而复曳。忽一点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画失所，如肚士之折一肱。”可谓难矣。每辽皆须骨气雄中，爽爽然有飞动之态，屈折之状，如钢铁为钩，牵掣之踪，若劲针直下，主客胜负，皆须姑息，先作者主也，后为者客也，既构筋力，然后装束，必须举措合则，起发相承，轻浓似云雾往来，舒卷如林花间吐。每书一纸，或有重字，亦须字字意故殊。何延之云：“右军书《兰亭》，每字皆措别体。”盖其理也，时议多之。右军每叹曰：“夫书者，玄妙之伎，自非达人君子，不可与谈斯道。”右军之迹，流行于代众矣，就中《兰亭序》《黄庭经》《太师箴》《乐毅论》《大雅吟》《东方先生画替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隐居云：“右军此数帖，皆笔力鲜媚，纸墨精新，不可复得。”右军亦自讶焉，或佗日更书，无复似者。乃叹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过江游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之许，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见蔡邕石经；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于是遂改本师，新于众碑焉。”是知学成非一师之能致，非好奇博艺之士，不能存之。予顷尝为一《体书赋》，亦略陈梗概，今复论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笔，须藏锋转腕，前缓后急，字体形势，壮如虫蛇相钩连，意莫令断，乃须简略为尚，不贵繁冗。至如棱侧起伏，随势所立，大抵之意，圆规最妙，其有误发，不可再摩，恐失其笔势。若字有点处，须空中遥掷，下其势犹高峰坠石。又下笔意如放箭，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然则思于草迹，亦须时时象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若直取俗事，则不能先发于笺毫。张伯英偏工于章草，代莫过之。每与人书，下笔必为楷，则云：“匆匆不暇草书。”何者？若不以静思闲雅发于中虑，则失其妙用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难。仲将每见伯英书，称为草圣。卫瓘、索靖俱效于张，亦各得其妙。议者以为卫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子敬以来，学者虽各擅其美，故亦抑之远矣。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有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扎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问书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间，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荩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又崔长史云：“其为书也，推意结字，以断天下之疑；垂明示象，以纪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于寸纸之间；日月星辰，回环于尺牍之上。”汉光武以中兴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御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赐万国者，皆一扎十行，细书成文也。灵帝时，中郎伯喈硕学多闻，经籍去圣人久，俗求正宗六经。灵帝许之，遂令伯喈丹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时晚儒后学，咸取正焉，观视摹写，车乘填溢。岂惟一台推妙，十部称贤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强学，不宝尺璧而重寸阴，或缉柳编蒲，或聚萤映雪，寝食靡暇，冀其业广，匪直禄取一朝，故亦誉流千祀，勉旃为之。

臣闻率土作贡，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念，无所避就。况今荡然不讳，忠臣义士，咸肆其辨，可谓开大达之道。陛下亦以臣知于书也。论于书道，是臣之职，知而不说，用臣何为？臣之所言，不敢不尽。假如欲学文章，必先览经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拾其言。故陆士衡云:“或袭故而弥新。”美其语新而意古。其中才者，采连文两字，配言以成章，将为故实，有所典据。其下才者，模拓旧文，回头易尾，或有相呈新制，见模拓之文，为之愧赧。其无才而好上者，但写之而已。书道亦然，臣虽不工书，颇知其道。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着，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亦犹大海，知者随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于德，故上下无所不通。若面是腹非，护左忌右，则匿恶之名寻声而至。夫马筋多肉少为上，肉多筋少为下。书亦如之。今之书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莸同器，十年不分，宁知不有藏其智能，混其体法，雷同赏遇，或使之然。至如马之群行，骥子不出其外，列施衔策，方知逸足，含识之物，皆欲骨肉相称，神貌冷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马为驽胎，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推其病状，未即已也，非医缓不能为之。惟题署及八分，则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萧散，恣其运动。然能之至难，鉴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无全角，析支分理。其有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结字俊秀，类于生动，幽若深远，焕若神明，以不测为量者，书之妙也。是日无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阔齐平，支体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棱角且形。况复无体象，神貌昏懵，气候蔑然，以浓为华者，书之困也。是日病甚，稍须毒药以攻之。古文、篆、籀，书之祖也，都无角节，将古通今，理亦可明。盖欲方而有规，圆不失矩，亦犹人之指腕，促则如指之拳，赊则如腕之屈，理须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岂日壮哉侧书亦须用圆转，顺其天理，若辄成棱角，是乃病也，岂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无迹；才子序事，潜及其间；书能入流，含于和气，宛与理会，曲若天成，刻角耀锋，无利余害；万事拙者易，能者难，童蒙书有棱角，岂谓能也，共入相知。若始疏而终密者则大同，始密而终疏者则大异。故小人甘以坏，君子淡以成，耀俗之书，甘而易入，乍观肥满，则悦心开目，亦犹郑声之在听也。又若臣之事主，献小利叙小能，则非大材，治理无用。谄谀者必有顺情之说，忠谠者必有逆耳之言，虽知其忠而不亲者，以忤其意也；虽知其谄而不忍疏者，以会于情巾也。唯明主圣王，则能复思审察，勉听古言，亲近忠良，增益明圣，是以远大图，无以浅近取。棱角者书之弊薄也，脂肉者书之滓秽也，婴斯疾弊，须访良医，涤荡心胸，除其烦愦。古人妙迹，用思沉郁，自非冥搜，不可得见。故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览则混于愚智，研味则骇于心神，百灵俨其如前，万象森其在瞩，雷电兴灭，光影纠纷，考无说而究情，察无形而得相，随变恍惚，穷探杳冥，金山玉林，殷于其内，何奇不有，何怪不储。无物之象，藏之于密，静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虽明目谛察而不见，长策审逼而不知，岂徒倒薤、悬针、偃波，垂露而己哉，是知之也。盖粗以言诠，而假于词说，若精以心了，则无寄词。心之通微，贯之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应，如轮扁之斫轮，固言说所不能。是以钟、张、二王亦无言说。鸡鹤常鸟，知夜知晨，则众禽莫之能及，非蕴他智，所禀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于鸡鹤乎！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坚断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己。虽人已潜灵，而书方曜迹，考能录异，顿越数朝，是知君臣之间，荣辱相及也。帝者务遵贤贵道，亦有邀虚誉以自饰，声实相半，足称贤君。知道味者，乐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手观赏，百未减一，但不能割其少分耳。厌饫生前之乐，辜负身后之名，使达人君子议之，岂不惑哉！且尧舜之主，德不被于今时，闻者欣而戴之；桀纣之君，毒不流于今日，闻者怒而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当今圣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还淳，书未返朴。今之书者，背古名迹，岂有同乎？视昔观今，足为龟镜，可以目击。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复本之谓也。书复于本，上则注于自然，次则归乎篆籀，又其次者，师于钟、王。夫学钟、王，尚不继虞、褚，况冗冗者哉！自草隶之作，《书断》详矣，从宋、齐以后，陵夷至于梁、陈，执刚者失之于上，处卑者惑之于下，肥钝之弊，于斯为甚。贞观之际，崛然又兴，亦至于今，则脂肉棱角，兼有相沿，千载书之季叶，亦可谓浇漓之极。物极则返，阴极则阳，必俟圣人以通其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或可应，庸夫侪贤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纳刍荛之议：皆谓得于时也。陛下宏开至德，讲论六艺，迈踪上古，化行尧舜之风，书盛汉魏之日。臣愿天下之事，悉欲尽美尽善，宁以书道独能谢于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而书法亦当正，若忽之，则工拙一也，若存之，亦当年妙有。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伏愿下明敕以召之，必使草泽蒙恩。庶涓涓之流成河海，菱艾之莸为兰杜。岂非盛事，岂不美矣！往者屈也，来者伸也，不尔，非今之体悉不敢来，或有过之人，亦不敢进！夫风者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天下之风，一人之化，若不悔示，已谓得其玄珠，瓦釜钟鸣，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顺旨，必无过患，臣深知之，不忍为也。志士含忠抱义，百炼不销，人皆有死，无所追悔。贞观之时，文臣无限，謇謇者魏征，文皇重之，良史书之，后代美之。夫简兵则触目而是，择将则万不得一。故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是。为将之明，不必披图讲法，精在料敌制胜；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决之于度内者也。且军之兴亡，由将之明暗，人之成败，在师之贤愚。智不居心，则不知道，不知道则无以训人。师之与将，人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从，白沙在泥，与之同黑，狂者东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则，俗风且行，举国相斆，迷游忘返，深浪何归？仁覆子育，岂不顾念。伏愿天医降药，醒悟昏沉，导彼迷津，归于正道，弊风一变，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反掌而盛行之，则是冀夫天府之内有圣朝妙书，宛然得千百数载已前气象，比肩钟、王，列美竹帛，微臣所愿足矣，陛下之能事毕矣。古人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虽陈愚见，宁望可行，非臣所知，事出圣断。人皆欲顺己，不欲从人者，情也，唯明者能以理割之。且声利之大端，贵师所共有，其生也风猷可嘉，当代擅美；其功也徽烈可纪，身后垂名，亦人情之何远。语曰：人心间不容针。臣谓此言之良者，上下其道一也。有一善，身之荣；有一恶，身之耻；恐后代议今之书，虽不足累于明时，终非有益。昔伊尹以烹饪干主，意不专乎食。臣以小学讽君，道岂止乎书。臣伏岩薮久，无荣望干预求进，亦非公卿荐闻，陛下天听低回，旁罗草泽，选材于弃木，擢臣于翰林，是策励驽铅，敢不竭力，兢惶一疑命，恐尘天鉴之明。鸿飞冥冥，无患饮啄。譬如为树、置之于野，则繁柯茂叶，盖其所荫，取之于材、则梁栋轮辕，适时为用。臣违亲事主，移孝于忠，忠不竭诚，孝可知矣。侍奉日近，辄有评论，隐而不言，臣之罪也i言而不隐、干犯天威，冀增涓尘，无所顾念，不能随众碌碌、辜负国恩。人皆取容，甯免危惧；行于正道、不敢忘主。区区之心，愿重圣察，不能愚直之至，故献《六体书论》云。

猥辱来问，旷然独见，以为齿发渐衰，人情所惜也；亲爱远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见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圣与贤，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于仁义，是殆于学也；忘情于骨肉，是殆于恩也；忘情于朋友，是殆于义也。此圣人尽知于斯，立教于斯。今之儒者，苟持异论，以为圣人无情，误也。故无情者，圣人见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穷达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义之道，斯须忘之，斯为过矣；骨肉之恩，斯须忘之，斯为乱矣；朋友之义，斯须忘之，斯为薄矣。此三者，发于情而为礼，由于礼而为教。故夫礼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于道，故来书尽于道，是合于情尽于礼至矣。昔颜回死，夫子曰：「天丧予。」子路死，夫子曰：「天丧予。」是圣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岂不谓然乎？如冕者，虽不得与君子同道，实与君子同心。相顾老大，重以离别，况在万里，邈无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为文以言之，盖有谓而为之者。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是以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如日月丽乎天，无不照也；如草木丽乎地，无不章也；如圣人丽乎文，无不明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能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艺成而下也，苟言无文，斯不足徵。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见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曹刘元易识，甘石况经云。五物时为帝，三辰岁有君。平生信严子，今日得扬云。两手分忠孝，往承华与勋。

吾祖曾师云谷仙，读书直下悟蹄筌。道参太极本无极，易论先天与后天。绿遍春风窗外草，香浮夜月沼中莲。派分一勺濂溪水，道统绵绵万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