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 卷中 · 答聂文蔚 · 二

来信已收到，看到你近来学问骤进，欣慰之情不可言表。仔细读了几遍，你虽然有一两处理解不透彻的地方，那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等到真正纯熟了自然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就好比驾车，既已走上康庄大道，偶尔也会出现迂回曲折的情况，这是马性没调教好，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然而既然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就绝对不会再误入歧途。近段时间，纵观海内的诸位同志，认识能达到你这般高度的还不多见，我的高兴用言语无法形容，真是圣道的幸运呢！我本就有咳嗽、怕热之疾，进入炎热的南方后，近来又严重复发。皇上圣明洞察，托付责任重大，不敢立即辞去。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现在幸亏是把叛乱平定了下来，已经上本朝廷请求退休回家养病，如果能得以在家乡消暑养病，或许病会慢慢好起来。现在我即将回家，趴在枕头上给你回信，草草数语难以表达我的倾慕和企盼之情，另外，给陈九川的信请你转交给他。 现就你来信所问的问题，草草答复一二。近年来到山中讲学的人，往往会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问个中原因，他们说稍有意念就是助，稍有不用心就是忘，所以觉得这功夫很难。我就问：“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无言以对，便开始向我询问，我仅对他们说，我这里讲学，只说“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是指时时刻刻要去“集义”。如果时刻去做“必有事”的功夫，间或有中断，这就是“忘”，那么就必须“勿忘”；如果时时刻刻去下“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想快速见效，这就是助了，那么就必须“勿助”。所以，集义的功夫全在一个“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是提醒罢了。如果集义的功夫一直未曾间断，则不必再说“勿忘”了；如果原本不求速效，那么就不必再说“勿助”了。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现今放着“必有事”的功夫不去做，却专一琢磨“勿忘、勿助”，这就像烧火煮饭，锅里还不曾添水下米，就去专心添柴烧火，不知道究竟能够煮出来什么东西？我恐怕火候还没有调好，而锅已经先被烧破烧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错误正是如此。每日里凭空去做个“勿忘”，又凭空去做个“勿助”，奔奔忙忙，完全找不到着实能下手的地方，最终也只是做个死守空寂的功夫，学成了一个痴呆愚钝的人，刚碰到一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也都是有志之士，无奈困于此纠结处，劳苦一生，耽搁一世，这都是错误的学术造成的，太可惜了。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但一说“致良知”，当时就能明白下工夫的地方。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就是“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那么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自然也就没有“助”的毛病。所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个“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乃是就告子的毛病所开的处方。告子所以犯“助”的错误，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之外，不明白应在心里“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会如此。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就会豁然开朗，人世间的是是非非自然就会纤毫毕现了，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于后世学者有益，但他也只是看病开方，说了个大概意思，不像《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来得明白简易，上下贯通，万代永无弊病。 圣贤讲学，多是因时因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像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个性，只有这个天理，只有这个良知，只有这件事。所以，凡是古人就学问上讲的功夫，就没有必要掺杂搭配，自然会吻合贯通；若认为需要掺杂搭配，那么就是因为自己的功夫还不够纯熟。最近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掺杂搭配个致良知的功夫才能完备，那么就是他对“集义”功夫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正好成了致良知的拖累。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上一个“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够明白，那么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没有透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没有透彻，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拖累。这都是在文义上勉强解释、牵强附会，以求融会凑合，而不曾让自己在真实的功夫上体验，因此论述得愈是精细，离圣道也愈加远矣。 你关于致良知的思路，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至于“致知”“穷理”和“勿忘、勿助”等想法，还时不时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康庄大道中间的小小曲折处。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文蔚你认为“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这能看出你近来所下的真切笃实功夫。从此处下功夫也无妨，也自有其道理，但如果从此把这当做定论去教别人，却不免犯了因药生病的毛病，所以我不能不说一说。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唯有一个真诚恳切，这就是良知本体。所以，良知的真诚恳切用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用在尊敬兄长上就是悌，用在辅佐君王上就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恳切。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至真诚恳切，那么侍奉双亲的良知也不能达至真诚恳切；服侍君主的良知不能达至真诚恳切，那么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至真诚恳切。所以能致辅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却需要从侍奉双亲的良知上扩充开来。这样做，又是脱离了致良知的本原，着力点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去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呈现和流传，自然完备充足，没有来去，不需要向外假借。可是，良知呈现流传的地方，却有轻重厚薄之分，且丝毫不能增减，也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有轻重厚薄之分，且丝毫不能增减，但良知原本只有一个。虽然良知只有一个，但中间的厚薄轻重又丝毫不能增减。如果能够增减，如果必须向外假借，就已经不是真诚恳切的良知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形无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的原因。 孟子所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话，是就人的良知显现发挥的最真切笃实、不被蒙蔽的地方提醒人。让人在辅佐君主、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喜爱事物和动静语默中，都只是致他那一念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恳切的良知，那么就自然处处是圣道了。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不可穷竭，但只要用致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去应对，就不存在疏漏的问题，这也就是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良知可以致了。因此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惟精惟一”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文蔚你说：“想从事亲、从兄之间，参透良知的学问。”就从自己用功得力这方面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说获得良知的真诚恳切以求尽事亲、从兄之道，也不是不可以。程颐先生说：“施行仁义从孝悌开始。孝悌只是仁义中的一件事情，说它是行仁政之本是可以的，说他是仁爱之本则就不行了。”他的说法很正确。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论断，你认为“只要内心真诚，即使是羊肠小道、迂曲防御也都是良知的运用”，这种观点很正确，偶尔有掺杂搭配处，前面已经说过了。陈九川的看法也不能算错，在文蔚你这里，需要采惟？的观点才能够全面详尽，而在惟？那里来说，又必须采纳你的观点之后才能清楚明白。不然，你们不免会各有偏颇。舜体察浅近的话并向樵夫请教，这并非浅近的话应当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这样做，这正是舜的良知显现作用，光明圆润透彻，没有任何障碍蒙蔽，这就是所谓的“大知”；如果自己执意孤行，他的“知”就变小了。讲学中自然会有取舍和分辨，然而要在心地上扎实用功，却必须这样做才行。 关于“尽心”等三个方面，我曾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来解说，已经明白无疑了。尽心、知性、知天的人，就没有必要再说存心、养性、事天了，也没有必要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还没到尽心、知天的地步，但已经下了尽心、知天的工夫，因此也更没必要再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养性、事天之中了。比如说走路，尽心、知天的人，就好比年轻力壮的人，有能力千里驰驱；存心、事天的人，就好比儿童，仅能在院子中学习走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就好比是襁褓中的婴儿，只能做到扶墙站立，开始学习迈步。既然已经能千里驰驱，就不必再在庭院中学习走路了，因为在庭院中走路自然没问题；既然已经能在庭院中学习走路，就没必要学习扶墙站立，学习迈步，站立迈步这点事儿对他来说还算事儿吗？但也要知道，学站立迈步是在庭院里学习走路的开始，在庭院里学习走路，是千里驰驱的基础，这些都不是毫不搭界的两件事，只是功夫的难易程度相差悬殊罢了。心、性、天，三者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等到这三种人都能知晓、成功行道了，那么结果是相同的，但是，这三种人的人品、才智是有等级差别的，不能超越等级而行动。 我仔细思考你的观点，你的意思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摒弃了存心、修身的功夫，相反会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担心圣人的功夫会有间断，却不知担心自己的功夫尚不真切。我们这类人用功，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用功，只有这样才是尽心、知天功夫的开始。正如学习站立迈步是驰驱潜力的开始和基础一样。我才考虑他能不能站立迈步，又怎么会担心他不能千里驰骋呢？又何必去为千里驰驱的人担忧忘了站立迈步呢？你的见识原本就超然出众，而从你所说的话来看，也还是没有摆脱以前人们解说文章的习气，所以你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分作三部分，进行分析、综合、比较，以求融会贯通，自添了许多讲说不通的缠绕，反倒使自己用功不专一了。近来，那些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他们的观点正是犯了这个毛病，这可是最耽误人的，不能不彻底涤除干净。你谈到“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段，认为其间是恰当统一的，再无可疑之处。这是你踏实用功之后才能说出来的话。这本不是什么生僻难懂的道理，有的人之所以有不同意见，还是因为他们的良知中有纤尘潜伏，如果除去这些纤尘，那么自然没有不豁然开朗的。 信写完后，移卧屋檐下，偶尔无别的事，就又添了几句。你的学问已将关键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待天长日久后自会理解，原本无需作如此的琐细讲解。然而，承蒙您的关爱，不远千里派人赶来虚心请教，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片心意，当然不可不说。但是，我又说得过于直率、琐碎了，依仗你对我的厚爱，我想不会得罪于您的。我这一封信请转录几份，分别寄给惟濬、谦之、崇一等人，尤承一体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