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白堂记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作者起手擒题，落笔生花。一个若字，尤耐人寻味，使文章顿起波澜。韩公钦羡白乐天，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下文作了解答。难怪“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一个“疑”字乃全文关键。作者便由此“疑”字生发议论，为天下之士辨疑、释疑。“轼闻而笑曰”，一个“笑”字，见出作者早已对天下之士的疑问了然于心，成竹在胸。“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这两句先总的作以简要回答，指出韩公不只是单单钦羡白乐天，而是愿作一个“寻常无闻”之人。接着作者指出：“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这几句所阐述的完全是庄子的思想。庄子认为作为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终生劳碌而不见成功，精疲力竭而不知归宿，多么可悲。而韩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比起一般人来，是取得了巨大成就，那就该寻找一个归宿，隐居故乡。“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所以“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白乐天六十一岁退居，直到七十五岁去世，过了十多年悠游自乐的日子。韩公羡慕他，自然“无足怪”，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是想作一个“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的时候，才作如是想的，其实并非韩公的本意，韩公比起白乐天还要超脱。
文章对韩白之优劣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比较，比较的目的，仍在于为天下之士辨疑、释疑。其一，“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从文蹈武略、治国安邦来看，白乐天无法和韩公相比，可见韩公并非钦羡白乐天；其二，“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从纵情山水之乐，享受声色之娱来看，韩公比不了白乐天。比不了并非就羡慕，因韩公已超脱利害之外了；其三，“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二人的忠言嘉谟、文采、节操、道德完全相同，韩公更没有必要羡慕白乐天了。从这三方面总的来看，自然还是韩公优于白乐天。因为韩公优于白乐天，就不羡慕白乐天，这并非作者本意。因为“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在作者看来，韩公实已超脱有无、多少的利害了，绝不是因自己所无而羡慕别人所有。写至此，韩公不羡白乐天的问题已经阐明，天下之士的疑问已经解决。文章似乎该结束了。不料，作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忽发奇想，以空灵虚拟之笔，写出了下面一段绝妙的文字：“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是全文的纲目，也是文章的高潮。一个“醉”字用得绝妙，不只是紧扣题目，而是另有深意。韩公在酒醉时，对得失、祸福、贵贱、贤愚完全等同视之，他的精神要同万物并存，同造物者交游。这又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思想。人如果超生死、超功利、超社会、超是非，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就能同大自然合为一体，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绝对的快乐。原来，韩公羡慕的是这种最高境界的人，而不是羡慕白乐天。文章至此，境界忽然升华。但是，作者所说的“同乎万物，与造物者游”的思想，并非就是韩公的思想。韩公忠君爱国，学优而仕，谨守儒教，是非分明，刚正不阿。任右司谏，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满朝为之震惊。作者在此是借为“醉白堂”写记，阐发自己深奥而富于哲理的联想，抒发自己的情怀。
文章高潮过后，有一段平铺直叙的议论。引古之君子自比于人，常常谦抑所以“实浮于名”；后之君子，常常自负，所以名浮于实，二者相比，更可看出“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结尾点出这篇记的写作是韩公去世之后，“泣而书之”，表现了作者沉痛的哀悼之情。全文思路清晰，议论纵横，挥洒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