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二句突兀而起，立一诗总纲。“倦”“难”二字最耐咀嚼，伏下了贯穿始终的主脉。诗人对日复一日的水行客宿已经厌倦。因为风潮难于一一具说；亦即变幻不定，莫可理究，凶险难测。这是说此行观感，推而广之，则又是多年旅程颠沛的总结；深而究之，更为隐隐仕仕，是是非非，宦海风波在诗人心中投下的阴影。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承“难具论”写彭蠡水势：波涛奔流，时而遇到洲岛，立刻遽分两股，急转猛合，又冲撞到岸崖之上，崩起重重雪浪，更凝聚起来，奔流而下，这凶险的水势，是所以为“难”的注脚，也传达出诗人烦扰起伏的不平心声。
五、六句笔势陡转，忽开清景，说沿途，有时乘月夜游，湿露而行，聆听那哀怨的猿啼，赏玩那芳草的浓香；有时则晨起远眺，只见近处晚春秀野，碧绿无际，远处苍岩高峙，白云朵朵，似同屯聚在峰顶上一般。一昏一朝似是两幅恬静的美景，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七、八句剔出了它们的内涵。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原来静景并不表现诗人心情的平静，他只是想凭借与寥夜清晨静景的对晤，来参透这“难具论”的冥冥之理。但是日日夜夜，朝朝昏昏，百思千索，依然只是个“难具论”。于是他感慨万千，再也不耐静思默想。他攀登悬崖，登上了浔阳城旁庐山之东的石镜山；牵萝扳叶，穿过四十里夹路青松，进入了湖中三百三十里的松门山顶。访异探秘，登高远望，企望灵踪仙迹能照彻他心中的疑难，东去江流能启迪他纷乱的理智。然而三江九派，先哲的记载，已都成难以追寻的故事；沧海桑田，何以有这千变万化的自然之理，更难以认真考究。郭景纯的《江赋》曾说长江“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魂”，又说江神所居“金精玉英填其里，瑶珠怪石琗其表”。然而如今灵物异人固已惜其珍藏，秘其精魂；金膏仙药，温润水玉，更早已灭其明光，辍其流温。“天地闭，贤人隐”，对于这颠颠倒倒，是非莫明的一切，诗人再也“倦”于寻究，于是他奏起了愤懑哀怨的《千里别鹤》古琴曲。“黄鹤一远别，千里顾徘徊”，是到了永作归隐决计的时候了，但是心中的一点情愫又不能够真正泯去。心潮催动着他紧拔快弹，企望让琴音来一洗烦襟。突然断弦一声，万籁俱寂，唯有那无尽愁思在江天回荡。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永嘉三年（422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