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文章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
文章一开始，便排宕而出，破空而来：“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正如《古文观止》所评：“欲赞韩荆州，却借天下谈士之言，排宕而出之，便与谀美者异。”的确，封万户不如识韩荆州的赞语，是出于天下谈士之口，并非李白私下谀美之辞，可见韩朝宗确有善于赏拔人才的优点，并且已影响极大，盛誉遍天下了。
自我介绍时，先点明自己的郡望为陇西李氏，连唐代帝王都出自于陇西李氏，可见郡望之高贵。但现在却“流落楚汉”，其希望韩朝宗赏识、引荐之心就显得非常迫切了。接着说明在自己年轻时曾以剑术和文章“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有“心雄万夫”的气概，也曾受到王公大人的赞许。如此表白，正体现了李白“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独特个性。这一段叙写自己过去能见重于诸侯卿相，极自然地引出下文写今日之愿意结识韩荆州的意图。
文章先以四句颂辞颂扬韩朝宗：“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这些颂辞都运用了最高级的辞语，最夸张的笔法，但却看不出媚态，只觉得豪气逼人。原因是下面李白写自己时，不仅没有丝毫卑琐乞怜之态，反而气粗言壮，其气势更压倒了对韩的颂扬：“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用最高级的宴会来接待他，听任他高谈阔论，如要测试他，一天能写出上万字的文章，并且倚马而作，立等可取。何等自信，何等气概！使我们觉得，前面对韩朝宗的四句夸张的赞语，简直就在间接地赞颂李白自己。因为像韩朝宗这样了不起的人物，竟对李白如此重视，如此敬仰，那李白是怎样的人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以上这些，都不过是李白的想象之辞，韩朝宗实际上对李白尚未接待。正由于此，文章接着说韩能司文章之命脉、察人物之重轻，“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又对韩大大揄物了一番。既然这样，那么，“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说得何等直爽，何等痛快！这那里是在干谒韩朝宗？简直是李白在命令、摆布韩朝宗了！难怪《古文观止》在这里要评论说：“此段正写己愿识荆州，却绝不作一分寒乞态，殊觉豪气逼人。”
文章至此，主要意思已经说完，主要目的亦已达到，本可收场了。但李白意犹未尽，又举王允当豫州刺史时，未下车即辟用荀爽、既下车又辟用孔融以及山涛当冀州刺史时甄拔三十馀人的事例来比况韩朝宗，说韩也能象王允和山涛那样，荐拔严协律、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等人。这些被韩所荐拔的人，都能“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那么，我李白“傥急难有用”，也必然“敢效微躯”了。如此赤诚表白，以进一步激发韩荐拔自己之心。不亢不卑，极得体，也极有分寸。
书信最后，再作申述：出谋画策，非己所长，不敢自矜；制作诗文，已积成卷轴，如蒙观览，“请给以纸笔，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正如《古文观止》所说：“既以文自荐，却又不即自献其文，先请给纸笔书人，何等身分。”这当然既不是李白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也不是他故意拿架子，想抬高身份，而是他那豪放不拘的性格决定了这一切。李白的所作所为，光明磊落，一派天机，像白云在蓝天舒卷那么自如，像花开花落那么自然，像轻风刮起湖面涟漪那么自在。
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写得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