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纔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衹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东坡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嫓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嫓白无二焉，此东坡《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彷彿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