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發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鼂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後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後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後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後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發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後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發。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