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从诗画创作理论谈起，由大处入笔，然后层层推进，最终归结到王主簿的折枝画。这组诗虽然分为二首，但围绕“以诗题画”，由画到诗，再由诗到画，最后仍然归结到诗，离中有合，体现了作者构思的精密。
第一首诗结合王主簿折枝画，抒写诗人对于“形似”论的意见。他认为，“以形似”作为论画的标准，和以为写诗只有写得形似才算好诗，都是错误的。他主张在“天工与清新”中赋咏事物的神韵。他之所以推崇王主簿此画，叹羡它能用“一点红”“寄无边春”，正是因为这幅画虽然着墨不多，没有在纤毫毕肖上下功夫，但画家善于捕捉事物的精神韵态，所以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做到了以少胜多。
苏轼精通诗、画，这里阐述的有关形似的艺术见解出于他多年的创作实践，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数百年来对苏轼的这首诗产生过种种误解。《韵语阳秋·卷十四》：“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或谓：‘二公所论，不以形似，当画何物？’曰：‘非谓画牛作马也，但以气韵为主耳。’谢赫曰：‘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雄杰。’其此之谓乎？陈去非作《墨梅诗》云：‘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后之鉴画者，如得九方皋相马法，则善矣。”《升庵诗话·卷十三》：“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否定苏轼，说他是在主张画牛作马，这是没有根据的。称许苏轼，以为他主张作画应如九方皋相马那样，虽不辨牝牡骊黄，只要能识得千里马就行，同样有违诗人本意。对苏轼毁誉参半，像晁以道那样“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亦无必要。苏轼在否定“论画以形似”的同时没有专门论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不过苏轼是在写诗，不是作科学论文。何况诗中说“论画以形似”，指的是把形似当作论画的唯一标准。“赋诗必此诗”是指只有形似，死于句下的诗。例如，组诗的第二首中对王主簿折枝画的描写十分逼真、生动，也说明了苏轼赞许的是既能形似更能传神的作品，他否定的只是没有意趣、没有韵味的形似之作而已。
从章法上看，第一首诗的前四句分别阐述论画、赋诗的标准。“见与儿童邻”、“定非知诗人”二句斩钉截铁，表明了作者在深思熟虑之后的明晰认识和坚定态度。五、六句将诗、画总提，正面标出观点。“边鸾”两句对理论来说是例证，对王主簿来说是对比与反衬，对这首诗的行文来说又是从说理到咏画的过渡。最后四句归结到王主簿所画折枝。有了边鸾、赵昌作铺垫，再用“何如”二字褒贬，王主薄此画的地位已十分清楚。“疏淡”指用笔不多，着色清淡。“精匀”指精巧匀称。前面的“边鸾”两句意为互文，谓边、赵二人的绘画既能刻画工致，写物如生，又能揣摩意态，用笔传神，此类画已属形神兼备。这里，诗人用“疏淡含精匀”进一步置王画于边、赵二家之上，采用的是同类相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