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因习第十八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