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
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
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
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
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
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
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
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
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
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
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
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
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
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
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
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
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
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
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
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
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
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为格言。
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
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
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
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
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
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
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
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
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
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
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
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
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
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
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
爱憎之道，岂若是邪？
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
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
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
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
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
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
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
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
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